从重症治疗到体检，“跨境医疗”深圳已建成产业链

南都讯 记者陈盈珊 调查显示，“小众”跨境求医悄然形成产业链，但跨境求医仍有很多问题待解，专家表示全球医疗、医药资源共享还有许多事可做。

跨境求医，从重症到常见病

刚刚过去的春节，跨境旅游迎来小高峰，跨境医疗的身影也不难寻觅。九价宫颈疫苗香港地区缺货，游客组团赶赴东南亚注射。再远，有人相约日本完成体检和肿瘤早筛检测，或者奔赴瑞士完成抗衰干细胞的注射疗程。在旅游热门打卡地身份的背后，美国、日本、韩国也成了医疗胜地。从重症到常见病再到日常体检保健，“小众”的跨境医疗越来越多进入大众的视野。而在深圳，跨境医疗已悄然形成产业链。

红火的跨境医疗背后，折射的是求生欲望抑或是只为寻求更好的医疗服务体验？跨境医疗真的已经进入春天，人们只需把眼光放心投向境外就好？应该选择哪种类型的跨境医疗才靠谱？南都记者作了相关调查和了解。

不能站、不能走，被病痛折磨一年有余，远赴韩国求医成了34岁唐晨(化名)的选择，而唐晨只是深圳跨境求医人员中的一个。“我还没结婚生孩子，我不想下半辈子当个废人。”唐晨在微信里告诉南都记者。

2016年，唐晨因一场户外运动左膝关节受伤。从最初的保守药物治疗，到后期在深圳三甲医院接受韧带重建手术，辗转多地医院、换过4个主治医生。一场起初他并不在意的意外伤痛会“愈演愈烈”，直至确诊为骨性关节炎。而这一病，让他丢了原本令人艳羡的电子工程师工作。

“在群里，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消失。”因患骨性关节炎，唐晨加入了好几个病友群。在中国，膝关节疾病愈发常见。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1亿的患者罹患骨性关节炎，且有人数增多、年轻化的趋势。骨性关节炎的致残率高达五成。

软骨磨损退化严重，留给唐晨的选择并不多，一是每年在关节腔内注射透明质酸钠或类固醇，但因骨性关节炎属退行性病变、难以治愈，这个疗法很可能跟随终身且治标不治本。二是选择置换人工关节，看似“一劳永逸”，但人工关节普遍重达10公斤，行走坐卧并不方便。另外，新关节的植入意味着旧关节的摘除，这表示唐晨很可能丧失了未来接受更新疗法的机会。

近年来，随着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研究的深入，干细胞应用于临床治疗骨科疾病成为事实。干细胞具有多项分化的潜能，在一定条件下在体内外可分化为骨、软骨，因而被应用于治疗退行性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2012年1月，韩国食品药品厅批准软骨再生治疗药物的生产许可，Cartistem成为全球首款获国家级认可的异体干细胞疗法关节炎药物。而在国内，这项技术虽有突破，但干细胞的临床应用还未完全放开，只有少数城市的个别医院有临床试点。

“要在国内合法合规用上细胞疗法，只能成为临床试点的志愿者，也就是实验对象，但什么样的疾病、达到什么程度都有严格标准，并不是什么人都有机会。”国内一名临床医生这样说道。据业内人士透露，这样的“实验名额”虽然注明“医疗费用全免”，但实际上要争取到这些供不应求的名额“尚需花钱打点”。

时间不等人。国内要么是没有这项技术、要么是有技术却排不上号，而国外技术已经成熟且应用广泛，这是不少像唐晨这样跨境求医者面临的局面。

从初期搜集整理国内病历、报告，到中期协同国内医疗团队和韩国名医远程会诊，再到最后全程陪同、接受治疗，通过深圳一家名叫茵特里的跨境医疗机构，唐晨来到韩国接受干细胞治疗。经过3个月的干细胞制剂注射，唐晨磨损的软骨开始恢复。看着彩超照片中，白色软骨部分从塌陷变得饱满凸起，唐晨止不住兴奋，“很快我就会有一个新膝盖了”。

从重症到常见病，跨境医疗开始更多地进入大众视野。国外已有技术且落地成熟的常见病治疗，已被不少跨境医疗中介机构纳入标准化套餐，即从搜集客户病历、翻译、协助远程会诊再至陪同到对接医院治疗，已是一条龙服务。像唐晨的膝关节疾病治疗，便是一些跨境医疗机构的标准化套餐之一。

各国的优势医疗项目也有所不同。美国有治疗肿瘤最好的医院、去德国看骨科和活细胞治疗、在印度治疗丙肝购买仿制药。

二次诊断，重症患者欲境外求转机

但并非所有诊疗都可以标准化，比如癌症等重症医疗。不同于常见病，重症患者的情况复杂，对于精准化和个性化治疗的需求更为迫切。而远赴境外求医，或许是这群重症患者所能到达的最高峰。但要攀上这座高峰，除了经济实力，还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步，就是二次诊断，即重新评估。

国家癌症中心2017年3月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天约1万人确诊癌症，每分钟约7人确诊患癌，死亡率前五位的癌症主要是肺癌和消化系统癌症。而2014年来自来自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国际癌症杂志》上发布)则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为30.9%，美国为66%。

癌症平均五年生存率是癌症治疗和效果评测的核心数据，中美癌症患者生存率悬殊一倍多的背后，是国内重症患者求生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切除原发瘤不到半年，最新的一份PET扫描报告显示李娟(化名)的淋巴上皮瘤样癌(一种罕见肺癌)可能发生了转移，这让47岁的她再次陷入了恐慌。从深圳到广州再到北京，辗转多地医院，医生给出的结论普遍都是放疗和化疗预后。

恶心、呕吐、手脚麻木以及因肺部积液而呼吸短促，每次伴随李娟化疗而来的不良反应让她“生不如死”。无法再面对同样的情景再现，通过深圳某跨境医疗机构，李娟在国内接受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的二次诊断。

这一次，麻省总医院的远程会诊，给出了一套新的治疗方案。在接受传统放疗、化疗之前，美国主诊医生建议李娟在转移高发的几处身体部位进行诊断扫描，以进一步判断目前是否有转移发生，并为其列出了5年内的疾病监测计划。考虑到李娟的诉求，主诊医生优先考虑应用多种药物来减轻化疗不良反应的发生。未来，如有需要，低风险的免疫疗法也将纳入其中。

“同一个人、同一个病，国内医生给出的意见可能大不相同。癌症病人面对的除了痛，还有手足无措。”6年前曾因家人身患严重的红斑狼疮疾病而遍寻世界名医，茵特里创始人王君宇深知患者与其家属境遇。

并非所有人都有机会去境外治病。“二次诊断之后，才会对有需要的病患安排转诊”，这相当于境外第三方对已有诊断与治疗方案做一个重新评估，如果国外医生认可国内治疗方案，病人未必需要出境治疗，茵特里董事长王君宇告诉南都记者。“在美国这样走在治癌前沿的国家，当地的医院遵循患者受益原则，毕竟中美之间13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不一定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益处。”

翻开王君宇的微信，来自深圳某上市企业的总经理给他连发了三个“非常感谢”，虽然最后给出的诊断并不乐观，但认可国内治疗方案无疑给患者及家属吃了一颗“定心丸”。

几乎每天，以400开头的查询电话都会打进深圳这家跨境医疗机构的办公室，五成以上是关于重症患者的二次诊断和转诊。和深圳诸多跨境医疗机构一样，“上门求助的重症患者在国内至少看过4家医院，花费近百万元”，茵特里商务中心总监罗凇告诉记者。

境外求生的绝大多数仍是癌症患者。这群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求生欲望，对更好医疗的追求，以及能够负担昂贵医疗费用的富裕家境。下转AⅡ04>>

韩国济州汉拿医院，用于肿瘤放疗的设备，美国、日本、韩国成跨境求医的热门地。

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