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穿中国传统文化长河的核心是?看这位中医大咖如何说

文 / 非著名治疗师小刘
2019-08-16 23:13

小编导读

之前,“悦读中医”推荐过广西中医药大学唐农校长的文章,广受好评。唐农校长不仅在中医学术方面建树颇丰,更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人文情怀:

中医学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想要对其有更高层面、更深程度的理解,必然需要追本溯源地反求于中医文化思想之根——何为中医与国学的共同归宿?

面对即将离开大学校园的中医学子们,“做一个永远幸福的人”是唐农校长对他们最衷心的祝福,“如何做一个永远幸福的人”是让学子们受益终生的最后一课 。

今天,小编再次为大家推荐一篇唐农校长的佳作,听他谈一谈,贯穿中国传统文化长河的核心是什么——

关于“道”概念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广博精微,先秦子学、两汉儒学、魏晋玄学、隋唐释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不一而足。但就渊源言,整个文化长河的基础在先秦子学,或存于先秦的经籍中,其代表即孔子删述之六经。这么说吧,秦后的儒、玄、释、理、朴等,庶可从先秦子学中探寻到它们产生或融合的基因。

那么,先秦文化里是否存在着一个核心概念,贯穿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中呢?存在的,这就是“道”。道家讲道,儒家也讲道,但先秦文化,道概念的名与实是同一的。另外,道之外,还有德,还有仁,还有义,还有礼,还有智,斯皆为先秦子学的重要概念。那么,道与其它诸概念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弄清这些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疏理好道与德、道与仁、道与礼的关系,于新时代吾国学术思想之繁荣和民族精神之张扬有很大意义。

中国最早有文字可考的文化在商代。商代有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一种专门拿来占卜祭祀用的。“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即对生殖的崇拜。仅此,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从发轫之初就蕴含了追寻生命根源的意识。

到了周朝,人们不再相信自然鬼神,天成为了至高神。那么,天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故周代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但国内学术界一个比较权威的观点是,周代的“德”主要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从现在的观点看,德是作为天之本体即道的性用显现来认定的,依据主要是老子的《道德经》。虽然《道德经》是周朝后期春秋时期的东西了。但文化的形成与定型有其内在的相对稳定性,如基因的稳定一般。余以为,周代这个德主要还是与“道”相应的“德”,亦即道之“得”也。外在的礼仪正是对这种德的敬畏的体现,而且这种文化形式一直传承了下来,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周朝春秋以前,因于道而重于德,因于德而重于礼,应当为该时期文化传统的主要路线。《周礼·大宗伯》有一句话,“以礼乐合天地之化”,斯“天地之化”就是道的德行。天地之化如此精彩,天地并没有因此而向世间鼓噪,所谓“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也。这个时期,人们与之相应的德行亦是近乎天然的、自觉的、本能的。

《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为大也。”因此,我们可以如是观:德于万物的性用是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的,小德虽各有川流,但到了大德就敦化为一了,归拢于道了。从这里,我们可窥见到后来名相上被称为“仁”的影子,只不过在周朝前期其敬畏的德行所显现出来的“仁”如上所述,是近乎天然的、理所当然的、本能的。

到了春秋时期的孔子时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孔子进行了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最重要的就是把日趋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而为什么孔子会竭力进行这种变革呢?主要是周朝后来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阶级现象日趋明显,道心衰落,人之私欲心渐占上风,出现了“礼崩乐坏”。这个“礼崩乐坏”之实质就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德于人心渐渐丧离。孔子提出要恢复人心之仁,一个现成的方便就是恢复周礼,恢复“尊礼敬德”,而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仁”成为了人为强调的德行了,即归仁的目的就是重建社会之德,重建社会之德的目的就是使人心重趋与道之德合一,最终的落实还是在一个道上。礼固然是人心归仁最大的方便,但是,礼之强调愈发折射出社会人心之德的丧离与礼的销落。故《道德经》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更直接地描述是:“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者,寓示了人们的一种理性觉察与反省,以及其后,人们心路的一种漫长的返朴归真或曰归仁返道历程的开始。这个过程是自觉的,亦多少带着无奈和辛酸。礼虽然是归仁返道的方便,但却是一种规定,归根究底,由礼归仁返道,是一种被动之举。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天然地直觉地奉行着与道相应的德,仁可以不强调,礼可以不强调。而这种自然地融合道德的表现,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是时,如果我们以世俗的眼光强以一个名相来描述这种与道相应的天然的“德行为”,大概可近乎定义为后来俗称的仁与俗称的礼,但斯时之德焕发出的仁和礼的光泽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说,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问其旨趣最终在道而不在其它,犹如以手指月,只要看到月,手指就是多余的。若一切以礼为准,包括学问,则终成削足适履之蔽。礼终是方便、是手段、是次第。复礼其标也,合道其本矣。然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心蒙蔽,这个礼又是需要万分强调的,但这个强调究非最终旨趣,复礼而不忘初心方是正经。

或有追问,法与礼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或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礼法是合流的、礼法是互辅的。如果说,礼是为了维持人心和社会秩序而与仁、义、德、道相应的基本遵循,那么法就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底线了。如果说礼还侧重于给人心一个指导,从人心上解决行为的规范,那么法就是很现实很具体的了,只要违犯了就依法刑罚,那是不管你人心不人心的。但是古之律法的制定,仍然是以传统的道德礼义为起码基础的,虽然在中国古代,“法自君出”,即律法的制定与维护皇权密切相关,但皇权的确定在每个朝代仍然是打着道德仁义的旗号的,所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个天,就是指“道”了,曰“替天行道”。因此,中国的法治历史,是强调礼法并进的。或曰,法在前,礼始终。而礼者,乃是人之灵魂融入道德的大方便、大所欲。

欲进一步说明的是,《中庸》曰:“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此德性、此广大、此高明,实指道之性耳。即曰,问学也罢、尽精微也罢、道中庸也罢,皆要契合道德,道德是前提。此后《中庸》紧接着说:“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这个“故”、这个“厚”其实还是那个最初与道德相契的自然而然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初心,谓知新从温故出,崇礼从敦厚来。即新也罢,礼也罢,皆应从道德出来。近人如牟宗三、余英时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于道德而疏于“知性”,即缺乏如逻辑数学与科学知识的旨趣。余以为二人误矣,一时糊涂。中国古圣人谓“尽精微”、谓“知新”、谓“发育万物”实则包括这个“知性”所蕴含的实用知识的发明和运用了,只不过强调斯“知性”首先要契符道德的精神。比如核武器造出来了,但这是需要用道德去驾驭的。这个观点正是当今世界要非常强调的呀!这些就是古圣人的深邃了。

讲了半天,道是什么呢?讲“道可道,非常道”,或摸不着头脑;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或难着边际。其实,道就是那个天地万物同源的母体,是所有物象归一的本源,是天人合一的不二缘由。我们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这个“天法道”如何法呢?“天法道”一个基本法性,即体现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若将己心归天心,归天心即归道心,人自然也融入一种“行健”当中,一种健康当中。君曾见天之病乎?其唯健矣!天其无私,普覆大地,并育万物。其实所谓“仁”的表现就是一个无私、无分别,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孟子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亦其仁矣。仁的本质说到底就是无分别,爱之无疆。这便是为什么仁是返德归道的大方便,但仁仍不是真正意义的道,仁只是一种人心之趋向,一种个体生命状态,斯生命状态如时雨之润、如春阳之温,是天地间的人、天地间的物的主动和谐与兼容。仁其至矣乎者,便是一种处于和谐与兼容而不自知的天然状态,这就是德。斯德就是与道相应的流露了,是道本质自然而然的显现,这亦是所谓的可以“赞天地、与天地参”的大生命状态。斯状态之通畅,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或可以说,礼与仁是尚有痕迹的善,是自心约束的善,而德则是了无痕迹、行之而不自知的善了,或曰是性了,所谓《易传》曰之“继之者善,成之者性”的“性”了,小“刺”都没有,化矣哉!所谓“德輶如毛”,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矣。

这里还想讨论的,是《尚书·大禹谟》的一句名言,其被称为中国历代帝王十六字治国心法,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何理解呢?相对言之,此处“人心”盖指个人私心、私欲;“道心”就是自然之心、或曰公心。“惟精惟一”者,一种看法比较直接,即精纯专一;另一种看法把“惟”作“思”解(《说文》),意为专注于精神,守住先天一性,此似与老子之“抱元守一”相副。“元”即元神、精神,“一”即道、或道心。而“允执厥中”的“中”,一般亦有两种理解:一是“厥”作其解,其指前句的“精”“一”,“允执厥中”即真诚地执守“精一”其中,这个“中”与“精一”相应;一是指“人心”与“道心”两者在思想上的持平。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立场和语境而言,整个句子比较合理的诠释是:人心的私欲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微难得其真的。只有集中精神,守住先天一性(道心),思想上精诚持平人心与道心,执两御中,才能治理好国家。这里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对社会的治理,应该是道心与人心、公心与私心的共存与兼顾,这背后关系到的是一个现实和谐性问题、一个理性考量问题。但不管我们如何“中”、如何持平兼顾,道心总是必需挺在前面的,即是说对于人心和道心,《尚书》最终仍然有着自己的价值趋向。这既坚持了传统的基本信念,又不悖于今日的唯物史观立场。中国古圣人的理性和智慧,耐人寻味而一至如斯。

《道德经》有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候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个“一”,自然就是“道”了,或曰“道德”。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倘抓住了这个道、这个德,就紧紧扣住了其源流命脉,也就能一以贯之。不管怎么变,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庄子曰“此之谓本根,可以观于天矣”,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