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缺医少药与防疫压力，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结合自身特点，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政策，推出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边区医疗物资匮乏与疫病防控压力，探索出独具特色的中西医结合方法，对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种医生要合作

陕甘宁边区中西医之间的分歧曾一度很大，中医多分布在农村且对西医了解甚少，西医多分布在城区医院也不愿接受中医，甚至出现 “医院里没中医，农村里没西医”的现象。同时，边区多次发生大规模疫病，造成人民群众和牲畜大量伤亡，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发展。

陕甘宁边区

面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提出通过中西医合作来提高医疗卫生水平，克服疫病困扰、增强人民体质、维护社会稳定。1940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国医代表大会，提出要加强中西医合作。同时成立国医研究会，首次提出“国医科学化”口号，力求中医改良走向科学化。在国医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等问题进行讨论，纷纷表示要把中医的宝贵遗产发扬光大，发展边区医药卫生事业。

边区政府开展中西医合作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关注，毛主席在多次会议上也强调一定要团结中西医。早在苏区时期，毛主席便以中西医结合思想指导苏区医疗卫生工作，取得巨大功效。1940年，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主席强调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1944年5月，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主席指出：“我不懂中医，也不懂西医，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作用都是要治好病。治不好病还有医术问题，不能因为治不好病就不赞成中医或者不赞成西医。能把娃娃养大，把生病的人治好，中医我们奖励，西医我们也奖励。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同年10月30日，在边区文教工作者大会上，毛主席将团结中西医列为文教工作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要全面加强中西医合作。他说：“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让大批人畜死亡……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

毛主席还用亲身实践证明中西医合作的重要性，强调中西医要取长补短、互相合作。毛主席曾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发病时痛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吃西药后仍不见效。陕甘宁边区副主席、国医研究会主任李鼎铭主动给主席看病，建议主席吃四服中药。主席身边的医生不同意用中药，但主席仍坚持把药吃了。事后，果然疼痛消失，胳膊活动自如。后来，主席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便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给主席治疗，也得到治愈。主席还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看病，称赞李鼎铭医术高明，要求大家尊重中医、爱护中医、扶持中医，号召西医向中医学习。

中医科学化 西医中国化

毛主席在边区文教工作者大会上讲话后，边区政府接着利用两天时间召开了中西兽医座谈会，到会者除参加文教工作者大会的中西医代表外，还有延安各医务机关负责同志及中西医共近百人，国际友人马海德、傅莱等医生也被邀参加。座谈会上，李鼎铭号召中西医要打破门户之见，多接近、多研究，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奥地利籍医生傅莱用具体事例说明了中西医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富春在讲话中指出，提高医疗水平包括“如何帮助中医整理其经验，使之科学化”和“如何丰富西医经验，使之中国化”两个问题，团结中西医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而且适用于全国及将来，要在不断发展中做到全部医疗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这是“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首次提出，成为团结中西医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随后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得到批准。决议提出：“西医应主动的与中医亲密合作，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帮助中医科学化中医应努力学习科学与学习西医，公开自己的秘方和经验。”

团结中西医，建立中西医联合研究机构显得尤为重要。1941年6月，边区卫生材料厂与光华药厂合并，并与医大、卫生部联合成立中西医研究室，共同研究医药工作。1944年5月，三边中西医研究会成立，研究会内中医指导西医如何加工炮制中药材，西医帮助中医使用体温表，到处充满团结互助的精神。1945年3月，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总会成立，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致辞中说：“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的成立，是毛主席文教统一战线政策及去年边区文教会关于中西医合作方针之具体实现”，鼓励大家继续团结合作，共同为边区人民服务。

1944年，定边县发生白喉症，短时间内造成19名儿童死亡。定边县28名中西医紧急召开座谈会，研究出中西医兼施的治疗方法，很快制止了疾病蔓延。其后，定边县成立中西医药研究会，推选中医高丹如、西医王照新担任正副会长，规定凡诊病均需留有记录，急难病症由中西医会诊再行施治。定边县驻军卫生部曾对一热性病患儿诊断不明，邀请中医高丹如、苗植庵会诊，很快治愈；城北一伤寒患者，用中医治疗效果不佳，经驻军卫生部西医会诊治疗，很快痊愈。这样，中西医会诊很快得到群众的信任。

边区还成立卫生合作社，作为中西医合作的重要平台。1944年5月，边区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卫生合作社——延安卫生合作社成立，合作社内中西医联合为群众治病。随后，各地也相继成立卫生合作社。1944年底，延安县柳林区发生小儿麻疹疫病，10岁以下儿童无一避免。该区卫生合作社的中西医紧急前往，日夜合作治疗，提出预防小儿麻疹的措施。

与此同时，为开发土产药材，使中药科学化，克服边区医药困难，边区成立了卫生材料厂，还成立了光华制药厂，该厂运用科学方法，将中医进行综合研究与改进，开发出许多新药品。

团结中西医的模范

李鼎铭

李鼎铭是团结中西医的积极推动者和实践者，也是边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提出“精兵简政”建议并被采纳，被誉为“民主典范”。

李鼎铭是一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且在边区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他熟悉边区医药卫生现状，深知中医的优缺点。他通过阅读西医著作，与西医专家傅连暲探讨医术，对西医有了客观了解，萌生了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发展边区医疗事业的想法。他的设想，与毛主席不谋而合。他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谈及“两种医生要合作”，表示自己愿以身作则，把数十年积累的行医经验及所有医药良方，全部贡献出来，并虚心向西医学习。他还被选为中西医研究总会会长，多次举办中医训练班，引导中医放弃保守观念、采用西医护士制度，推动西医掌握中医中药常识，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

针灸名医任作田在边区文教大会上，主动抛开宗派和保守观念，带头公开医技、主动传技于人，开办医学教育、普及针灸疗法。会后，包括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中央军委门诊部主任朱琏在内的几位西医踊跃报名，表示愿意向他学习针灸疗法。任作田不顾年高体弱，破例收下拜他为师的西医为徒。在此基础上，他又多次举办针灸培训班，传授针灸疗法。在向西医传授针灸疗法的同时，他还虚心学习现代医学知识，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彼此请教、相互促进。

鲁之俊在拜任作田为师后，积极学习和运用针灸学，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重大进展。1945年6月，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针灸治疗的初步研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针灸疗法做了介绍，此文被群众誉为“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要成就”。在解放战争中，鲁之俊还亲自向部队医生传授针灸治疗技术，并层层培训卫生干部及卫生员，使针灸治疗常见病的技术迅速推广。在当时医药匮乏的条件下，有效地保证了部队的战斗力。1945年7月，任作田与鲁之俊被边区政府分别授予“中西医合作模范医生”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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