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治愈8.6万人后,那些康复出院的人们,如今过得怎么样?
01
长沙人来人往的街头,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男人拎着小桌,支起地摊,卖手工制作的擂茶。
他叫蔡益,今年34岁。
在这之前,他有稳定的工作、住所,喜欢健身和旅游,爱弹吉他。
直到8个月前,一次在武汉的短暂停留,改变了他的生活。
2月1日,从武汉回到长沙的蔡益,被确诊为新冠肺炎。
在医院的日子,他失去了味觉,吃什么都没有味道。
整夜失眠,每天关注着死亡病例通报,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名字。
万幸,他好转得很快。
住院1个月后,5次核酸检测全阴的他,被专家组核准出院。
那时他还以为,生命中最难捱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在酒店定点隔离完14天,蔡益还要居家隔离14天。
可房东坚决不让他回租住的房子。
无奈,蔡益只能回到湖南益阳的农村老家。
那是个热闹的村子,蔡益家的房子又处于村子中心,乡亲们常聚在这里聊天、打麻将。
但从蔡益回家的那天起,热闹的人群,悄悄散开了。
人人都知道他得过新冠肺炎,路过他家门前,都要绕开走。
仿佛靠近一点,就会被传染。
蔡益想过解释,把出院证明、核酸检测结果拿给大家看,自己真的已经康复了。
可没有人愿意听这些。
只是抱怨着:“得了病,就不要回来了,不怕把大家连累了?”
出院半年多,蔡益回到老家,乡亲仍和他保持距离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蔡益只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尽量不给任何人添麻烦。
隔离一结束,他逃荒似的离开了老家。
可他没想到,曾经的公司,竟也回不去了。
有同事迎面而来,见到他,就会提前远远地绕路走开。
他进的电梯,明明很空,门外的人却不进来:“你先,我等下一趟。”
领导旁敲侧击,劝他继续休假,因为“生意太差”......
蔡益像一个人人躲避的瘟神,只能选择辞职。
“我在这行干了十多年,有履历有经验,换份工作应该不算难事。”辞职前,蔡益这样告慰自己。
但求职的路,远比他想象中的艰辛。
因为不想隐瞒,蔡益总是坦白自己新冠康复者的身份。
而一听到这个,面试的公司就没了下文。
有些公司明明写着“急招”,他也符合条件,但问过去对方便说:这个岗位不缺人了。
投了20多份简历,都这样石沉大海。
蔡益在练习视频面试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生活的波浪还在不停朝他拍来。
9月,蔡益租住的房子合约到期,房东说什么也不愿续约。
还抱怨,就因为蔡益住在这里,让自己损失了好几万块钱。
蔡益只好默默搬家,临走前,他将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
没有工作,还要支付新的房租,摆摊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每次摆摊,他一定会戴上口罩。
哪怕街头人流如梭,城市生活已经恢复了原貌,蔡益始终这样要求自己。
“如果有人因为我被感染,身体出现了状况,我会内疚一辈子。”
他知道,自己早已不是一个患者,病毒存在过的痕迹也已远去。
但来自世界的指责和歧视,将他冷冰冰地困在了原地。
图片来源:腾讯新闻·中国人的一天
02
武汉姑娘向彦婷是在2月7日住进的方舱医院。
在那里,她意外地走红过。
那时,向彦婷坐在病床上,专心地摆弄着手里的魔方。
一位记者路过,拍下这一幕。
如同“读书哥”一样,在那样的时间和环境里,向彦婷也成了医院里的“一股清流”,被称为“魔方女孩”,走红网络。
很多人转发,说这个乐观冷静的女孩,鼓舞了当时人人沉重的心情。
很多人主动联系她。
朋友、网友、记者......关心她的病情,询问她的心情,还让她拍vlog,展示方舱医院里的环境。
那时的她以为,自己如此幸运,得到的全是来自世界的热情。
一个月后,经历了好几轮核酸检测,向彦婷出院了。
但作为痊愈者,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有次,她带着儿子下楼散步,远处有两个男人见到她,便低着声音指指点点:
“这就是那个(新冠患者)。”
懵懂的孩子在一旁开心玩耍,向彦婷却愣在了原地,“一下子不知道该往哪走了”。
疫情前,女儿在一家俱乐部学乒乓球。
7月初,俱乐部复工,女儿兴奋地准备“复学”,向彦婷却接到了教练的一条通知:
“凡是感染过新冠,或有家人感染过的,暂时不能接收。”
向彦婷气得想上门争论,“武汉都解封几个月了,我也有绿码,我女儿从未感染过,凭什么?”
可看着女儿失落的眼神,她只觉得欲哭无泪。
闺蜜来看她,她感激且兴奋。
可闺蜜戴着手套、护目镜、口罩,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全副武装。
到了饭点,闺蜜宁愿饿肚子,也不愿摘下口罩。
因病出名的向彦婷,也因病,仿佛背上了众人皆知的“前科”。
好几个月过去,没有人记得“魔方女孩”,当初的“观众”都已散场。
可她还站在那个漩涡的中央,迟迟无法离开。
03
被困住的,又何止是蔡益、向彦婷。
9个多月来,新冠肺炎痊愈的患者,已经累计有8.6万多人。
他们曾处在这场风暴的中心,被时代的一粒灰砸中,与死神面对面地交手。
如今,生活渐趋平静。
可对这些劫后余生的人们来说,走出医院,从来都不意味着结束。
而是另一种煎熬的开始。
上海的严先生,治疗痊愈回家。
可未等他人先到,小区里就有人把他的一切信息全部公开在了微博上。
真实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电话......
还声称,这是“正义”,是“维权”。针对的,不是一人,而是他全家。
确诊当天,严先生的母亲其实就主动将他们的情况在业主群里告知,并且全家隔离。
可在小区,他们还是被视为“妖怪”,被要求立即离开。
微博上有个女孩,痊愈出院后,没想到自己的家变成了“地狱”。
楼下的邻居,自她回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长达27天的噪音和辱骂攻击。
早上七八点,楼下就大声唱歌,用力开关门,反复推拉阳台窗户。
白天,在家弹钢琴;晚上,拍皮球直到十一二点。
女孩没能睡过一天好觉,精神恍惚,甚至害怕自己是不是“复阳”了。
她的母亲,哪怕是只在阳台清了清嗓子,就被邻居破口大骂,一骂就是十几分钟。
70岁的李爷爷,出院回家已经好几个月,每天都很谨慎。
他尽量一个人呆在卧室,在家也戴着口罩和手套,独自吃饭,摸过的门把手、上完的洗手间都会自己消毒。
他试着出过几次家门。
每一次,都被恶狠狠地赶回来。
第一次,想拔家门口的电瓶车插头。
刚迈出家门,原本关系很好的邻居仿佛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吓得手里的塑料袋掉在了地上,头也不回地跑远了。
第二次,是想询问小区工作人员怎么申请健康码。
年轻的小伙子,见到他连连摆手:“你别过来,站远点,站远点。”
第三次,是想在自家的阳台晒晒太阳。
他刚一去,就接到社区干部的反应:有邻居投诉了,希望你不要上阳台,那是户外空间。
李爷爷只能回到自己的卧室,将双脚放在窗台上。
那一丁点可怜的阳光透过窗户照到他的脚上,他感到,这就是莫大的恩赐了。
知乎上有个问题:“新冠肺炎康复者们现在都怎么样了?”
下面的回答,全都是匿名,不透露任何关于自己的信息。
这就是新冠痊愈者们的现状:
他们很少发声,即便有,也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谁。
他们战胜了病毒,却像病毒一样被排挤、隔离,无处可去。
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活成了一座孤岛,被迫宣告“社会性死亡”。
04
你很难想象那些从新冠中走过的人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有人会嗅觉消失,全身暴汗,腹胀,睡眠困难。
有人痊愈后,也会有肺部纤维化、头痛、急性脑血管疾病、肾损伤、心脏损伤等后遗症。
最难捱的,还是失去亲人的痛苦。
一位治愈患者夜夜做噩梦,睡觉时大喊大叫。
因为家人感染去世,又目睹病友去世,成了她无法忘记的梦魇。
导演常凯,一家4口12天内相继去世。
他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最后在遗书中写道:
“我一生为子尽孝,为父尽责,为夫爱妻,为人尽诚!永别了!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一个女孩的父亲,因病情突然离世。
女孩在街上崩溃大哭:“我没有爸爸了......没有爸爸了......”
如果不是这一场意外,他们不也和我们一样,复工、复学,过着平平淡淡的小日子,最大的烦恼不过是房贷、车贷、孩子上学。
谁愿意染上病毒,失去亲人,生活被打得天翻地覆。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错。
只是比他们多了点幸运的我们,却在用自己的麻木和偏见,垒成一堵冰冷的高墙。
而偏见,真的可以杀人。
一位医生曾在微博中写道:
隔离病房的最后一天,接收了一位病人,浑身是血。手外伤,头部也有伤。
这些,都是病人自己造成的——他想自杀。
自从被确诊新冠肺炎后,身边所有人都歧视、排挤他。
无法承受压力,他只想一死了之。
还有人从开朗,变成了重度抑郁。
有人真的以为自己会随时“复阳”,一个月核酸检测10次。
他们躲过了病毒,却躲不过人心。
可就在前段时间,耳朵还看到有人在转发谣言:
凡是得过新冠的人,两年内是绝对不能接触的!
正是这类言之凿凿却毫无根据的谣言,正在让痊愈者们遭受第二次伤害。
李兰娟院士早就对新冠康复者的情况做过明确回答:
“康复的病人会产生一种抗体,有抗体就不会传染给别人。”
并且,半年多来,中国疫情防控支出已上千亿,全年复工复产经济扶持投入预计逾两万亿。
国家花了如此高的代价,才将疫情牢牢按下,让社会秩序、经济秩序恢复稳定。
可是谣言却像真正的瘟疫一样,摧毁着一个又一个痊愈者的人生,也摧毁着来之不易的社会稳定。
05
2013年,一位摄影师想给一个男孩拍张照片。
男孩十六七岁,10年前,他的父母因为感染非典双双去世。
在按下快门前,摄影师停了一下,掏出一只口罩给男孩:
“孩子,把口罩带上吧,社会太复杂了。
染上这病,有的人会同情,但有的人会害怕,会离你很远。”
图片来源:《非典十年·被遗忘的时光》
那时,非典早已过去了10年,可疫情对患者的影响,从未消失。
有人这么多年都不敢去附近的小卖部,因为老板不让他进。
不管走到哪儿,别人依旧都躲着。
有人生病前,经常有朋友来家里吃饭。
可这10年,谁都没敢去过她家。
凤凰卫视曾这样评论:
“对于那些从非典的黑洞中捡回一条性命的人来说,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
17年后,那些从新冠的暗夜中挣扎着活下来的人,竟也躲不过这样的命运。
经历了九死一生,却还要被逼至墙角。
可他们是同胞,不是敌人。
其实耳朵写这篇文章时,特意很“回避”。
我回避提到那些患者的真实姓名,除了蔡益、向彦婷是公开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我也回避露出他们的正脸,照片要么侧脸、不清晰,要么打上了码。
绝非因为得过新冠是难以示众的事情,而是因为,我们的偏见还没有结束。
但我也特意很“直接”。
直接写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现状。
这些疫情最大的受害者,应当被看见。
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看见他们轻松地说起自己的故事,自由地行走在路上。
去所有想去的地方,见所有想见的人,再也没有任何人投来异样的眼光。
因为,唯有当新冠痊愈者的心理创伤得到恢复,这场疫情,才算真正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