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 显示肺癌晚期，谁的？"我爸爸"

门诊医生说：肺癌，预计生存期3个月左右。

作者｜罗震中

来源｜医学界

我是一个ICU医生。

40多岁的医生，在家庭中的地位很特殊，曾几何时仿佛成了七大姑八大姨家的总参谋部。和生老病死相关的决策和家庭会议，是一个少不了的角色。

虽说专业是危重症抢救，但是不管谁头疼脑热、肚子痛、咳嗽、喝多了酒、生孩子、放支架、做胃镜、乳腺有结节、中药有了副反应、做完体检、国外带了个英文标签的保健品，家庭成员总是会习惯性打电话来问问我。

国外有“全科医生”体制，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里，医生在自己的大家族里，不管从事什么专业，都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业余版的“全科医生”—这是我的理解。

闲话少叙，有一天，表哥给我发了个微信，是一张拍摄得不太清楚的CT片。我经常收到这样拍得不太好的图片：非专业人士，看不懂那些“没有情节，只有骨与肉的黑白片子”，大多往玻璃窗上一插，镜头也没有对正，就拍了发过来。

即使看不清细节，这张CT片也已经典型得不能再典型了，肺门巨大的肿块，有左下肺的肺不张和中等量胸水——这是一张“大学本科考试”级别的典型肺癌晚期的CT片。

“应该是肺癌晚期，谁的？”

“我爸爸。”表哥回复。我吓了一跳，一个月前，姨夫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完全没有疾病的表现，他也没有和我说起任何的不舒服。再说一个80多岁的老烟枪，咳嗽两声也很常见，不会想着要详细检查。

最近这一个星期，姨夫自己感觉上楼的时候气喘，胃口差。门诊医生简单的询问和查体之后，就做了这张CT。门诊医生说：肺癌，预计生存期3个月左右。

“不告诉他吧？！就说肺炎好了”。表哥用征询的语气问我。姨夫住进呼吸科了，B超定位以后，需要胸腔穿刺引流。多量的胸水压迫是造成他呼吸困难的直接原因。

“别开玩笑了，症状会加重得很快，但是不影响脑子的判断力，他会怎么想？”我立刻否定他的提议，对肺癌病人的后期病程，我比他清楚得多。到了这个程度，手术已经绝无可能，化疗也改善不了多少预后，靶向治疗要看基因层面的“运气”。在接下来的2-3个月里，要面对气急、胸痛、缺氧这些非常难耐的症候群，病人的心理和家庭的心理支持十分重要。靠隐瞒和回避是下策。

“那要么等你来说。”表哥为难地说。他是老大，一向有一家之主的心态，实在消化不动了才会把这个难题留给当医生的妹子。在常人眼里，做ICU医生的人—“不一样”。

“好吧”我接了这个难题。对我来说，这一次谈话，比我日常每天进行的病情谈话略难。如果我不谈，会有损于姨夫接下来对生命的判断和计划。

“他们把片子和化验给你看了没有，到底是什么问题？”姨夫有点期待地问我。

我到病房探视的那天，胸腔引流已经做了，血性的胸水中找到大量肿瘤细胞。基因检测也已经明确，靶向治疗基本无效。连续几天里，表哥天天发微信给我，告诉整个病情的进展，字里行间都是一种扛不住的焦虑情绪，只是他仍然没有把病情跟姨夫说明白。

姨夫吸着氧气，呼吸浅快。一个月不见，他消瘦了很多，皮肤像松脱了一样，脸上的皱纹深刻地垂下来。他已经开始不相信子女的和管床医生的话，期待我给他一个明确的结果。如果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人内心的惶惑和恐惧会加重。

“左肺长了一个肿瘤”。我把CT片拿出来给他看，指着肿块的位置说：“肿块压迫了左侧的肺，胸膜增厚，而且胸水量不少。”图像其实颇为直观。

“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姨夫很清晰地问我，完全没有回环避让的意思。

“眼下身体吃不消做支气管镜，肿瘤的具体病理类型很难定，但是从胸水的化验来看，不是良性的。”我没有用“癌症”、“恶性”这样的措辞，以免刺激紧张的神经，但是已经把这层意思明确地说了出来，一边仔细注意着病人的细微表情变化。

“不要紧，我已经80多了，其实也早有心理准备。你告诉我，后面需要怎么治疗？”姨夫十分平静，语气带着壮年时的清晰和果决。在胸腔穿刺引流的几天里，我猜，他内心已经翻转过多少念头了。

“年纪和病程，都不能考虑手术了。”姨夫一家子大大小小几个人，都在旁边紧张无声地听着我们两个人交流。“化疗和放疗也不适合，靶向治疗还能够尝试。”我简短地说，其实我已经向最信任的呼吸科的师姐咨询过了，这个类型的肿瘤，靶向治疗效果很差。

“这个靶向治疗是医保的吗？要打针还是吃药？效果怎么样？”姨夫的问题非常合情合理，和所有病人一样，实际而切题。

“靶向治疗的效果有点运气成分在，每个人不大一样。已经进医保，经济上没有问题。如果胃口好，可以同时加一点中药调理。”我尽可能留有余地地说了治疗的问题。以我和病人长期接触的了解，一些“不确定”的希望，是保持良好心态的支柱。

“什么时候开始开始？”姨夫从前当过兵，十分坦率的准备“接招”了。

“我向医生咨询一下，不过这之前，需要好好补一补，每顿多吃一点、每天多吃一顿，增加蛋白质。”我早已经知道，医生准备在后天开始用靶向的药物。真不知道，表哥所谓的“瞒着”能让病人用什么方式来接受治疗。

这个病情谈话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对姨夫一家人来说，也是一桩心事落地。我看到两个表哥都有松了一大口气的表情。

接下来的二个多星期里，表哥发来的消息都还不错。随着胸水引流完，胸闷的症状好转了，已经可以离开氧气。在家里汤汤水水的调理下，胃口不错。每天下楼走走，心情不错，看上去和平日无异。

接着是再一次复查CT。

“家里应该讨论一下准备后事和墓地。”我用一个资深ICU医生的客观态度，尽可能准确地估计着病程。

“需要现在吗？”表哥十分意外地问我。肿瘤才治疗开始1个月。老朋友老同事中得恶性肿瘤正在治疗的人不少。好多都已经几年了。

“纵膈压迫已经很厉害，晚上是不是已经睡不平？全身消耗很重，严重贫血和低蛋白，脚肿不肿？”我按照发来的结果，做简短的推论。

“有，晚上需要吸氧。脚肿到膝盖。”表哥是个明白人，马上就懂得了，缓解是一个假象。

夕阳余晖里，医院后院，蓊郁葱珑的紫藤架下缓缓漫步聊天的时光里，胸腔内的肿瘤仍然在疯狂滋长，汲取营养，压迫心肺。

熙熙攘攘的商榷中，几轮家庭会议开始讨论买墓地，准备衣服、准备后事。待到两个星期后所有事情全部办妥，表哥的电话来了：昨天开始需要整天吸着氧气了，氧饱和度在90左右，已经插上导尿管了。”

我赶到病房的时候，病人刚刚睡着，站在床边用精准的眼光看了看监护仪，我就知道，姨夫剩下的时间是用天，用小时来计算的。缺氧已经到了临界水平，即使在入睡状态，呼吸也有35次/分。

站在走廊里，和两个表哥交谈一下病情。曾几何时，我们是门前河边淘气的三个小屁孩，时光荏苒，壮年的我们正在送走垂老的长辈。

“在医生那里签署一下DNR，不插管、不抢救、不去ICU。”我不带任何商量语气地对两个表哥说。见过太多必然走向死亡的病人，在家属的犹犹豫豫中，插着气管插管，在ICU走完最后的路，我要把这个可能性完全地灭掉。

“还有其他办法吗？还有多少时间？”等待总是焦灼的，等待降临人世、等待离开人世。在医院里轮班陪护、陪夜的一个月中，两个人都累得不轻。眼圈发黑，时不时地靠香烟提神，浑身都是一股烟味。

“剩下的几天、几个小时、都会很难过，抢救的办法只会延长痛苦的时间。”每一年，我都会目睹上百个生命的离开，以我对临终过程的熟悉程度，知道需要心理支持的，是病人也是家属。经常会有家属因为“看着难过”，就在犹豫中，拼命要求医生抢救。等到插了管，又后悔莫及地嚎啕。

“我知道了，我等下去签字。”两个表哥在沉默中接受。

“还有其他办法吗？”姨夫醒了，看见我在床边，抓住我的手问我。他的手冰冷稀湿，甲床是缺氧的紫绀颜色。一开口，就不停地喘息，经皮氧饱和度从85%掉到70%。

“有力气的时候，用力咳嗽一下，朝左侧睡，不要压着右侧好的那个肺。吸痰等到明天，看看能不能做气管镜。”

我知道所说的一切都没有用，不可能再有气管镜下吸痰，不可能再有缓解，但是人总需要一点盼望。

最后的宽慰是无力、无奈、也是必须的。我在他的背脊上扣扣背，象对日常ICU的病人一样。他无力地点点头。

姨夫在那天的深夜离开，没有最后的抢救。两个儿子都陪伴在他身边，目送他走完他81年的路程。埋葬在他自己要求的墓穴中。从得知肿瘤的那一天起，到最终，不过2个月时间。

葬礼后，我独自去了几十年前，三个小屁孩下河游泳的那个老石拱桥处。垂柳依旧、河水依旧、拱桥依旧。只是那个喊着让我们小心水流，不要游远的声音，不在了。

庆幸我是一个ICU医生，可以帮我的亲人从容地做一些选择。虽然谁也躲不过命运给与的时间、意外、痛苦、死亡，但是至少，在最后的两个月中，他对自己的生命有策划，有期盼，有准备。

葬礼之后的一个月，有妇联的电话，邀请我做一个科普节目：“罗医生，这一期公益活动的主题是谈谈肿瘤病人的家庭人文素养提升，可以吗？”

是，当然！我正有话想说，虽然我不是肿瘤科医生，如果我可以帮助更多家庭，坦然从容地面对这一切。我会去做。

- 完 -

本文作者的纪实小说《医述：重症监护室里的故事》

在作者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中，见证了一名医生的成长，也见证了每个生命各自不同的归宿，知微见著，获得从极限状态审视生命的珍贵体验，循作者的脚印，触摸生命的温度，重构生命的认知，解读生命的意义。

以独有的敏锐视角，记述了重症监护病房里鲜为人知的琐碎日常，讲述了ICU紧闭的大门后，险象环生的生命故事和医生面临的考验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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