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售处方药：既要方便也要安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医药电商？

一场疫情会改变多少人生活方式？去年疫情爆发，湖北人恐怕体会最深。

武汉封城，医院门诊关门、只有急诊开放，但鲜有人去，因为有交叉感染的风险。在抵抗疫情的背面，需要通过医院续方开药的病人——慢性病、癫痫、重症术后需要服药的患者，陆续被困在家中。“药快断了，去哪儿能买？”在特殊时期里，成了每个患者最急迫的难题。

封城第二周，京东健康开通湖北慢性病患者断药求助登记平台，利用网络平台在全省范围内调动药品流通和零售行业的各方资源，解决了部分患者的燃眉之急。

疫情的出现助推了医药电商的发展。凭借“零接触”的天然优势，医药电商成为用户买药的重要途径。医药电商中的两大头部企业的2020年财报显示，京东健康2020年总收入为193.8亿元，同比增长78.8%；阿里健康实现营收155.18亿元，同比增长61.7%。

更为振奋的是政策的支持。4月29日，国家药监局《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文简称《办法》）向相关行业征求意见的闭门会在上海召开。据知情人士透露，7年内5次修订的《办法》将于7、8月发布，并将为最终版本。

“目前，医药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各种‘健康’，比如京东健康、平安健康、阿里健康、小荷健康、百度健康等等。”北京药赋能创始人兼CEO邵清表示，“行业需要有效的监管办法，助推行业整体健康稳健发展。”

疫情期间获得的用户，后面也没有流失

疫情期间，与找药求助的用户有过深入沟通后，京东健康医药事业部总经理金恩林对网售处方药有了一些新理解。

“这不是一桩简单的生意，电商要解决的是有买药困难的家庭和患者，事关性命。”疫情之后，下沉地区的用户对于网购处方药的接纳程度大幅提高，“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

疫情之后，金恩林持续观察平台的销售情况。去年疫情期间，平台上口罩等防疫物资卖得好，慢病处方药等必备必需药品消费都大量转到了线上。内部做业绩统计时，特意把去年防疫物资销售额剔除，重新进行计算。比较发现，去年与今年（不含防疫物资）的销售增速平稳。

便捷、价格优惠，线上医师、药师指导服务等原因，让消费者持续选择了网购处方药。“疫情期间获得的用户，到今年基本没有流失。”

随着医药电商的发展，线下药店、线上电商并不会割裂。金恩林认为，经营药品的前提是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而药品经营许可证原来只发给线下药房。但在未来，不存在单独的网销，也不存在单独的线下零售，应该就是一体的。

在阿里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初旭看来，已存在多年的网售处方药，长期处于模糊地带。“如果没有稳定的政策支持，会严重影响企业的投入、行业的发展”。

初旭认为，网售处方药至少有三大价值：缓解医药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平抑药品价格；带量集采全面铺开，制药企业也需要新的销售渠道。网售处方药的《办法》制定，是在做经济性和安全性的平衡。“平衡点的设置应当考虑是否有助于实现上述三个价值。”

网售处方药超过OTC，或是药企销售新渠道

电商和药企，正在搭起桥梁。

根据医药健康信息平台米内网的统计显示，2020年处方药线上销售额首次超过了OTC。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商销售都是OTC大于处方药，2020年可能与多个因素相关，比如疫情、带量采购等。”阿斯利康电商业务负责人陈思颖表示，这样的态势可能会持续下去。

处方药的网售渠道被证明，给药企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激情。

电商渠道如何成为药企的新渠道？不妨从一个在婴幼儿中多发的疾病说起。

我国大约有30%的儿童在婴幼儿时期会患一种“特应性皮炎”的疾病。患儿大多有剧烈瘙痒，皮肤屏障功能障碍，可伴发哮喘、过敏性鼻炎等慢性疾病。近些年，患病率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但很多宝爸宝妈对这一疾病的普遍认知普遍不高。

2020年11月，辉瑞有一款创新皮科药物上市，成为了国内第一个且唯一获批可以用于低龄儿童特应性皮炎的外用PDE-4抑制剂。“这样一个产品，可以帮助很多小孩子抵抗病症，而且是一种更安全的药物选择（没有激素）。”辉瑞生物制药跨领域策略与项目总监甘伟杰告诉八点健闻。

但想让药品触达有需要的患儿及家庭，渠道并不好找。甘伟杰坦言：“我们用大半年的时间仅进入了几十家医院，过程非常难。因为产品价格偏高、需要自费，愿意开放准入的医院并不多。”

如何让更多患者快速了解并接触到好的新药品？甘伟杰面对的难题，同样困扰着多家大药企。

医药电商和互联网医院提供的新渠道，让这种困境有了极大改善。据甘伟杰介绍，这个产品通过互联网渠道上市的第一个月，就有1000多个患者受益，这个成果让甘伟杰和他的同事非常振奋。“互联网渠道真的起到了很大作用，它不仅让医药产品从大城市进入到小城市，也进入到乡，进入到村。”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药品销售效率的提升，显然是一件双赢的事。对于药企，把药品第一时间送到需要它的患者手里；对于患者，能第一时间获得药品带来的实质性帮助。

除此之外，电商平台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实现药品知情权。

处方药不能做广告宣传，新药品的说明书是知情权传递给患者的唯一渠道，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新药品的说明是很难完成阅读并理解充分的，外企的新药尤甚。

多家药企负责人还向八点健闻透露，从信息传播角度而言，电商平台能给患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更多药品相关信息的平台，基于用户思维导向和更为形象生动的图文形式，也能将药品的疗效、使用办法、不良反应及安全性等重要的信息传递给患者。“把对药品的知情权本身，还到患者手中。”

如果乐观一些，医药电商与药企间的良性合作一旦长久达成，未来或能成为连接新药与患者需求间最短的桥梁。而《办法》的落实具体能细到何种程度，也决定了患者的知情权从电商端能扩展到何种程度。

电商数据的可视化、可追溯能助力良好地进行慢病管理。”陈思颖指出，过去看医保数据，很多慢病处方药数据大概在6-7个月，现在在电商上看到患者用药依从性可以到8-9个月。作为药企，阿斯利康跟京东健康合作落地了单病种管理中心，跟阿里健康也进行了疾病中心的合作建设。

监管应立足于“疏”而不是“堵”

很少有政策像网售处方药政策细则这般，历经如此漫长的马拉松。2018年，关于网售处方药的《办法》网传版本流出后，《办法》经历过数十次、不同类型的研讨，邵清曾参加了多场研讨会。“每次会议一般有两派，以电商公司为主流的支持派，以连锁药店为主的反对派，制药企业则抱观望态度。”

南开大学医药卫生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宋华琳教授认为，从宏观而言，药品网络销售立法的总体思路是，对药品网络销售的立法和监管应立足于“疏”而不是“堵”。

对待网售处方药，各国其实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运营模式和监管体系。从各国经验来看，美国、荷兰、英国、瑞典等国都已不同程度的放开了网售处方药。

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医药电商最发达的国家，医药分家的政策深入人心。网上药店的销售额达到了整个药品流通的30%左右，所售药品价格通常比市场价格要低20%~30%，消费者凭线下处方或者互联网诊所的远程诊断功能能够网购处方药。

宋华琳指出，美国在网售处方药方面的领先，离不开国家层面的立法保护和保险行业的发达，同时互联网诊疗合法化，药师处方权以及网络基础设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网售处方药的成型与普遍认可。

“《办法》出台曲折，但称得上精雕细琢，现在来看条文相对比较成熟。”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岳教授看过《办法》后认为，最需要的是尽快出台。

为什么要尽快？王岳分析说，办法不出台，很多制度细节会具有不确定性，对于市场交易活动而言，最重要的是安全性、确定性、可预期性，尽快出台《办法》，有利于药品网售各方参与者预判规则和后果。

药品网售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环节，涉及诊断、处方、存储、销售、物流等系列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从事卫生发展研究的官员告诉八点健闻，“有时候不放开，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监管。”此前，相关政策制定者专门研究过如何监管新兴业态的互联网健康产业的发展，但最后并没有推出文件，因为大家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出现什么问题。“政策制订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也还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完善。”

曾有一位多年研究药品评审的专家向八点健闻表示，药品网售是大势所趋，不可能用行政规则去限制，也限制不住。“政府的政策引导可能赶不上生产力本身的发展，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这是一个基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