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新型冠状病毒产生的瘟疫,在古代是如何治疗的?

文 / 大河健康报社
2020-01-25 00:09

近期肆虐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知的症状如发热,乏力,干咳,呼吸难等,现代医学称之为呼吸窘迫综合症或脓毒休克。殊不知,翻看中国历代关于瘟疫的记载,与此次爆发的疫情有相似之处的瘟疫也非常多,在当时的恶劣环境和有限条件下,古人是如何治疗的呢?本文作者已经给出详细答案。

类似新型冠状病毒症状病例古已有之

鲁迅先生在《亥年残秋偶作》诗中写道:“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秋肃本是肃杀,宋代张抡《咏秋》词说:“秋高气肃,西风又拂盈盈菊。”春温,是春天的温暖,比喻为人间的温暖,就像宋代苏轼诗说:“时于冰雪中,笑语作春温。”在一派秋肃之下,还哪儿敢将春温上诸笔端呢?而今天所谓的“春温”,不是温暖的和煦,而是“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新感外寒,触动伏气而发”(《时病论》);《类证治裁·温症》说的: “温为春气,其病温者,因时令温暖,腠理开泄,或引动伏邪,或乍感异气,当春而发,为春温。”系为阳明热结,阴液亏损,以身热,腹满,便秘,口干唇裂,苔焦燥,脉沉细等为常见症的春温证候。

目前正肆虐的武汉冠状病毒肺炎,已知的症状,如发热,乏力,干咳,呼吸难,现代医学称呼吸窘迫综合症或脓毒休克,类于温疫内陷,也类似吴又可《温疫论》说的“温疫之邪,从口鼻而入,不在经络,舍于伏膂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即内经疟论所谓横连募原是也。凡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适逢亏欠,因而乘之。感之浅者,待有所触而发;感之深者,中而即病。其始阳气郁伏,凛凛恶寒,甚则四肢厥逆;既而阳气郁发,中外皆热,发即昏昏不爽,壮热自汗。此邪伏于募原,即使汗之,热不能解。”而且主张,临床上其证之辨治,一定要观舌。这就是“疫邪初起,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皆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 也就是斯著所按说的∶“以舌苔之浓薄为病之轻重,是暑湿浊邪之据。若伏温则尽有邪机极重,而舌苔如无病者。缘邪发于阴,未涉于胃故也。学人于此等处,细心分别,则伏温与疫邪异同之辨,自可了然矣。”

中国历史上温疫曾经发生过多次。古代殷墟甲骨文就有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疠”字可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史书载,汉朝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有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疫害为甚者,如三国时期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天,北方发生疫病,建安七子之中竟有五人死于烈性传染病。曹植在《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元朝,都发生过“大疫”。《元史·文宗纪》说,至顺二年(1331年)“死者十九”。至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

治疗瘟疫十五方之总方“升降散”

万历年间的1588年夏天,疫病盛行,很多医生辨识不清,惟安徽医生汪韫石认为是暑疫病,用益元散大效。当时地方官吏张凤逵马上将此经验写成《伤寒伤暑辨》,公开刊布,同时免费发放药物。张凤逵1606年在任粤西主考时,考试院中官员和仆役多患病,呻吟声相闻,遂主张使用凉剂,结果大效。张凤逵自此更加关注瘟疫流行,致力于伤暑病证的研究,通读大量医籍,晚年著成了巨著《伤暑大全》,书里面突出介绍了名方“升降散”。

曾经有一年河南大饥,继以大疫,名医陈良佐将升降散随赈济的粮食一起发放,救治了大量瘟疫病人,故历史上又称此方为“陪赈散”,取“随赈济而陪之”之意,并在其著作《二分析义》中详解其意。其后的杨栗山深受此书影响,著成《伤寒瘟疫条辨》,以《二分析义》作为重要参考。该书对瘟疫的致病原因、特点、治法、方药均有创见,将升降散列为治疗瘟疫十五方的总方,由那时开始,“升降散”受到广大医家的重视。

让我们怀念和尊重的我国最著名的中医学家蒲辅周先生曾云:“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条辨》,余治温疫多灵活运用杨氏温疫十五方,而升降散为其总方。治温疫之升降散,犹如四时温病之银翘散。”

历代医家用升降散辨证治疗瘟疫

调畅气机是升降散制方的指导思想。气存在于人体各个脏腑,“升降出入”是人体气之运动的基本形式,称为气机,即所谓“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气机不畅,是脏腑发病的一个重要原因,故有“百病生于气”之说。升降散(白僵蚕、全蝉蜕、姜黄、川大黄)的主治,其病机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瘟疫之邪从皮毛口鼻而入,郁而生热,而致肺卫热盛,症见憎寒壮热,或头痛如破,或烦渴引饮,或咽喉肿痛,或身面红肿,或斑疹杂出,或胸膈胀闷等;其二是由于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热移于大肠,导致肠胃升降失常,故出现上吐下泻,或吐血便血。

其方以僵蚕为主药,《中药学》谓其味辛气薄、苦燥恶湿之性,能祛风散邪、清热解郁;配伍甘寒质轻升浮的蝉蜕,能祛风胜湿、清热解毒;僵蚕、蝉蜕皆为升浮之品,入气分而主升,二药相配旨在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味辛苦,辟疫散结、行气解郁,善理血中之气而化瘀;大黄大苦大寒,力猛善走,直达下焦,泻热通便,且入血分可化瘀;姜黄、大黄皆苦降之品,既走气分,又行血分,二药相合,旨在降阴中之浊阴;所伍米酒性热,性辛而上行;蜂蜜性凉,润而导下。六药相配,散邪火升清阳于上,泻邪热降浊阴于下,升降有调,寒温相制,相反相成;气血兼顾,行气调血,以防邪热内郁血分,气壅血滞,气乱而血妄行。

清代杨栗山继承吴又可“杂气”学说,认为温疫乃“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提倡“温疫热郁自里达表,亦宜解散,但以辛凉为妙”。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主张升降散、增损双解散为对证之药。若热毒至深,提倡用升降散合凉膈散、三黄石膏汤加减;然温疫火毒甚,传变极速,一日可数变,故必要时辛凉宣透多与黄连解毒汤,诸承气汤相合使用。杨栗山又博采前贤经验,结合临证体会,创制了以“轻则清之”为立法,强调:“非泻即清,非清即泻”治则,同时推崇吴又可“温病下不厌早”学说,临床宗吴氏“承气本为逐邪”方义,并深得喻昌旨趣,指出“温病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要义”。

治疗温疫,蒲辅周先生还说:“温疫最怕表气郁闭,热不得越;更怕里热郁结,秽浊阻塞,尤怕热闭小肠,水道不通。”首要环节为辛凉宣透,《伤寒温疫条辨》里的三焦分治祛邪,尤其是辛凉宣透,清热解毒,攻下逐秽几个主要方法,辨证使用,十分为重要,临床上确应重视。杨栗山说过:“盖能涤天地疫疠之气(温疫之邪气),即能化四时不节之气。”蒲辅周先生总结过:“四时温病(传染性小或不传染)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需细心掌握,治疗须与温疫相参,才能提高疗效。”

武汉新型肺炎的症状大多是咳嗽、发热,乏力,呼吸困难,许多都是干咳。常见症的春温证候,热扰胸膈证,就是热邪入里,灼伤胸膈,以身热不已,咳嗽、烦躁不安,胸膈灼热如焚,唇焦咽燥,口渴,或便秘,舌红,苔黄或黄白欠润,脉滑数等为主要表现,正所谓一派卫气同病。

武汉新型肺炎后期的呼吸窘迫综合症,出现呼吸增快,困难,呼吸呻吟,下窝吸气性凹陷,鼻翼扇动.肺不张症状,呼吸衰竭;后期出现的脓毒休克,就是感染性休克,和春温热毒内陷,热播血瘀,蓄于下焦,内闭外脱,神昏谵语,躁扰不安,气短息促,手足厥冷,冷汗自出,大便闭,舌绛色暗,以及气营两燔,气分邪热未解,营血热毒又盛,气液两虚,甚或撮空摸床,肢体震颤,目不了了,苔干黄或焦黑,脉象沉弱或沉细等也甚为相似。

当然,无论是治疗春温还是武汉新型肺炎,还是蒲辅周先生说的对:对外感时病的辨证来说,人体有强弱,年龄有大小,时令有冬夏,气候有寒温,地域有燥湿,病邪有盛衰,临床均须仔细体会,才能达到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为灵活应变的治疗要求。

在近期这段不会太久的严重防控武汉新型肺炎的情况下,冬令感受外邪,邪伏化热,至春季伏邪由内而发,或因新感外邪,引动伏邪的这种急性传染病,病势急,病情重,变化多,发展快,伏气温病,凡人体正气虚弱,复感春季温热病邪,在预防上,治疗上都应当重视清泄里热这一大法。

作者简介

卢祥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高级顾问、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首席专家

周超凡:著名药物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