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针灸在俄罗斯的传播模式与跨文化调适

中国针灸在海外的传播，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早期主要在东亚文化圈；17世纪开始在欧洲传播和发展，尤其是针灸治疗痛风等的神奇疗效，引起了当时欧洲一些医生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初，法国学者苏里耶将针灸推到了一个高峰，学界称之为“针灸西传”模式。而与此不同的是，针灸传入俄罗斯、并在俄罗斯的广泛发展，有着自己独特的路径和方式，暂且称之为“北传”模式。中国针灸“北传”，可以分三个阶段。即俄国时期的零星传播、苏联时期的广泛传播和苏联解体后的深入发展。俄国时期开始零星传播。18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东正教在北京传教使团的汉学家和随团医生等，在中国工作期间亲身接触到中医中药，并将大量中医古籍、中草药带回俄国，进行翻译和研究；中医针灸受到俄国政府和部分学者的关注。其中，卡缅斯基是第一位关注中医的俄国汉学家。在他的带领下，传教使团的医生们开始全面接触和了解中医，相继将中医介绍回俄国，并开展研究，推动了中医针灸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苏联时期，包括了个人探索、政府组织、自我发展和再合作等不同阶段。1948年苏联医史学家弗亚兹门斯基完成了《中国医学》一书，详细介绍了中国针灸。根据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第三届会议的决议，1955年，苏联卫生部派三位医学专家来中国考察和研究针灸；回国后，又支持她们开展针灸临床与科研工作，中国针灸开始在苏联各地得到广泛传播。1957年苏联还成立了全苏中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制订并公布了《针灸疗法暂行使用条例》，规范了针灸临床应用，并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开展针灸基础研究，形成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圣彼得堡）及喀山三个针灸培训和研究中心。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针灸在苏联的传播，只能延续50年代的学术惯性有限发展。1971年，随着世界针灸热，苏联卫生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指示和政策，促进针灸学术又一次繁荣和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1000多个针刺镇痛机构，10多所针灸专门学校，近两万名医生专门从事针灸临床。中国针灸在苏联广泛发展。苏联解体后，独立后的俄罗斯依然重视针灸。卫生医疗行政机构颁布了系列法规，对中医针灸持续关注和支持；针灸临床应用不断拓展、内涵不断加深；对针灸学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深入。2005年初，俄罗斯东方医学研究院成立，并在莫斯科、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等地开设中医门诊部。由于中俄两国政府积极推动，针灸学交流出现了双向多层次局面，合作领域不断加深。

中国针灸“北传”的特点有：

首先，时间较早。中国针灸“北传”开始于18世纪到20世纪初，相比大部分欧洲国家地区要早，其中俄国东正教在北京传教使团汉学家和随团医生，起到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针灸在苏联时期的广泛传播，也要明显早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世界针灸热”。

第二，起点较高。推动中国针灸“北传”，最早是俄国东正教传教使团的医生们，他们对中医的评价比较中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再次推动中国针灸在苏联传播的也是正规医学工作者。

第三，传播系统。中国针灸的“北传”，从早期系统翻译中医针灸专著开始。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府组织的“北传”医生，不仅有操作技术、临床应用的传播，也有理论的传播。且苏联卫生部门先后颁布法令和规范，大大促进了中国针灸在俄罗斯的系统、有序传播。

第四，主动接受。中国针灸的“北传”，一开始就不是以中方“输出”为主，20世纪50年代，也是以苏联派出医生和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是政府推动和医生主动学习、接受的过程。

针灸“北传”是中俄文化的直接交流和交融。当中国针灸的“北传”聚焦在医学层面，随着临床应用的不断拓展、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传播面就更加广、融合度就更加高、适应性也就更加深。

结语

中国针灸“北传”的过程，也是与俄罗斯医学和文化不断融合、不断调适的过程。首先，早期传播以文化为符号。如为汉学家兴趣所致，而非医疗需求所推动。20世纪初，俄国还以其他方式收集中医针灸的其他资料和史料，包括明正统铜人、敦煌医药文献等。其次，基于俄罗斯医学理解和诠释中国针灸。如以“皮肤活动点”诠释腧穴理论、以“神经反射”诠释针灸原理等，即用俄罗斯的“语言”诠释对中国针灸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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