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在西方社会悄悄蔓延，精英阶层的“药方”能灵验吗？

代议制等于民主吗？比利时学者范雷布鲁克的新书《反对选举》（甘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8月版）对此说不。这项研究揭示了西方的选举不仅远没有促进民主，还成了民主制的绊脚石。范雷布鲁克把西方民主危机归因于民粹主义、技术专家治国与直接民主，提出施行抽签式民主与选举结合的民主制，即“双代表制”，以破解西方民主困局。然而，范雷布鲁克的方案真能够拯救西方代议制民主吗？

西方选举民主制患上“疲劳综合症”

范雷布鲁克认为，当前西方选举民主制普遍存在以下问题：严重的弃票，任期结束前执政团队重心向筹备选举严重倾斜以及选举拉锯带来政治瘫痪，公民不再愿意参与政治活动，拉票宣传所需的巨大资金将民主制异化为以富人为中心的贵族制，等等。这些问题导致了严重后果，他统称为“民主疲劳综合症”。

症状之一是民主悖论。民主国家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些国家的民主实践并未让本国摆脱暴力、腐败和经济衰退，这使很多公民对民主实践表现冷淡，选举热情减退，对议会、政府和政党的信任度降到历史冰点。哪怕是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欧洲，公民对政界的信任度也一再走低，政府和民众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症状之二是合法性危机。一切政治制度要在效率和合法性中达成平衡。民主制度出现的合法性危机突出表现为：人们不愿意参与投票，而是选择弃票；选民立场不坚定，致使政治地震日益频发；政党成员减少，政党本质和意义均发生根本性改变。症状之三是效率危机。组建政府所需协商时间越来越长（协约条款多）；政党承受的攻击越来越严重，使得无所作为成为一种理性，也更难以吸引年轻人从事政治；政府办事效率愈发低下，许多工程无法展开或进展缓慢；官员只想着提升公共形象，不愿冒着得罪民众的风险推进国家建设。

范雷布鲁克不认为精英主义、间接民主是问题的根源。总的来说，民粹危及少数人，专家治国损害多数人，代议制妨碍自由。政客主导下的民粹主义不能破解民主制困境。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政客声称其与人民骨肉相连，与民众拥有相同价值观并且对民众需求感同身受，但实际上这更类似于一种营销技巧。议员中高等学历者居多且议员招募无法避免政治家族的渗入，指望民粹主义解决民主制遇到的难题显然行不通。民主制下的技术专家治国是西方比较普遍的一种治理策略。技术专家在某方面具有专业特长，对权力没有那么大的渴望，但其过分注重效率，忽视公平，经常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问题。

在代议制民主中，由于政党过分关注权力斗争，民众无法有效参与到政治之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被剥夺感，因此对代议制民主非常不满，转而渴望真正的民主。尤其是代议民主制的特殊变体——选举代议民主制，即通过选举产生公民代表的制度，对民主损害更大。范雷布鲁克设专节讨论了西方选举代议民主制的危害。他认为，在西方人们都把“选举”等同于民主，陷入一种“选举原教旨主义”，即坚定不移地认定选举是民主必要且基本的前提条件，并不仅仅是一种民主参与的方法，而是民主参与的终点，是拥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价值的神圣教义。这么一来，选举的意义也不再是令多数人促成共识，而是变为争夺选民支持的斗争。这种“选举原教旨主义”在政权尚不稳定的国家助长了暴力、种族矛盾、犯罪、腐败等，甚至有可能限制或摧毁民主。

三次历史变迁并未实现高效

西方民众对民主的疲劳是历史形成的。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民主制程序普遍采取抽签的方式。古雅典的民主是一种非选举的代议制民主，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官职（军事经济领袖则是通过选举），抽签选出的官员任期很短；威尼斯综合运用抽签和选举程序在贵族中选定新总督，以避免各大家族冲突；佛罗伦萨则由上层资产阶级和行会抽签选出政府主要公职机构的公职人员。总的来说，这一时期西方的民主实践中，抽签与选举并行，抽签一直具有重要地位。采用抽签制的国家多为城邦国家且参与人数占总人口的小部分，而且这些国家在财富、文化、权力等方面较为强势。从实施效果来看，抽签减少了公民间的矛盾、增加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度，这些国家自身维持了长期稳定。

18世纪，贵族制选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民主制程序。由于疆域扩大，人口增加，选民普查方式不完善，抽签实践难度增大，而且人们对雅典民主制的了解不足，也无意对抽签制度加以改良，抽签制度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由旧贵族转化而来的新兴上层资产阶级掌握了西方各国政权，主要采用选举来任用官员，这就形成了新兴资产阶级垄断选举的局面，选举呈现出贵族化特征。

民主化选举是19—20世纪的主要民主制程序。投票权的普及是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选举制度越来越民主化，带来了社会狂热、政体瘫痪等种种弊端。然而，选举民主制度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政客与选民之间仍然存在根本隔阂，其带来的更多是民享的政府，而不是民治的政府。因此，西方选举民主制被范雷布鲁克视为保留自由选举色彩的封建制。

经过这三次重大变迁，西方民主制不仅没有实现高效化，合法性也陷入了危机。抽签的观念再次进入西方人视野。

“双代表制”是天方夜谭

为了缓解民主疲劳，西方社会提出了协商民主理念，进行了五次重大的革新运动。在协商民主中，公民不仅投票，而且相互讨论或与专家探讨，集体讨论占据核心地位。但是，这并未能改善公民对民主的信任。

西方协商民主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以下因素的普遍存在：公民讨论会话语权不足；政党不信任或敌视；商业媒体敌视；利于说“不”的阵营；经费不足；参与公投的公民观点与参与者经过深思熟虑后表达的观点差别过大。既然协商民主无法解决民主危机，那么西方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抽签与选举并行制度在新的历史情境下可行性如何呢？范雷布鲁克从古罗马的抽签制度中找到了灵感，提出了“双代表制”的理念，即抽签与选举相结合的代表制。他认为可以利用抽签来得到更丰富和公平的样本，从而反馈更多人的意志，以此为基础设计机制和流程来防止不合理提案被通过，从而让所有公民都有机会直接参与政治，最终消除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实现真正的“民治”政府。

必须承认，范雷布鲁克发现了西方民主危机的制度来源和历史成因，提出用抽签法来改良民主制，具有一定新意。但是，抽签与选举机制如何融合互促，抽签过程的监督管理如何避免增加过多的行政成本和人为因素渗入，均面临突出的可操作性问题。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来看，建立在个人私有制基础上的西方民主，试图不通过变更生产关系就起死回生，只能是天方夜谭。

（本成果获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2019025）资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双代表制”无法破解西方民主困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福海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一点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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