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膳皆为药——中国食疗文化的发展

文 / 家庭中医药
2018-09-29 10:00

“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

自古以来,中医学就讲究“药食同源”,中国古人说“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黄帝内经》中则写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周礼·天官》记载:“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说明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就有了专门负责饮食营养的职业,足以见得我国的食疗文化源远流长。

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100多种药物,其中不乏可做食物也可做药物的,如梅、苦菜、麦、李、桃、芹等,这些食物直到今天还经常出现在我们的食谱中,而在《诗经》中,不仅记载了它们的采集方法,还简短地介绍了药性主治等,《山海经》中也记载了许多可兼做食物和药物的动植物药,这些药食兼用的药物有解毒、补益、美容等功效。从以上的记载可见,在药物发展的早期,食物和药物的界限不是那么的明显。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方书——《五十二病方》,其中载有药物200余种,许多食物如青粱米、鸡、羊肉、鲫鱼等都在这本古老的方书中用于治疗疾病。我国最早的本草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载了很多药食兼用的药物。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不但用专门的篇幅来说明饮食和疾病的关系,还专门列举了一些饮食宜忌,不仅如此,其中记载的当归生姜羊肉汤、猪肤汤等食疗方至今都是常见的药膳。可见,食疗的进步与中医中药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食疗始终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的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首创了按照药物性质分类的方法,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7类,其中果、菜、米食这些可做食物的药物被单独列出。

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些食疗类的专著: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专设食治篇,其中说到“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来说明食疗的意义和药食的异同。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孙思邈的弟子医家孟冼收集民间所流传的食疗方法,再加以整理,加入自己的看法,编著了我国第一本食疗类专著——《食疗本草》。唐代的其他食疗类著述很多,如《食医心鉴》中载有治疗各科疾病的食治方200多种,也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食疗专著。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中都有食疗内容。许多都是将各种营养物品调制成粥来达到治疗的目的。林洪著《山家清供》收录山野所产的蔬菜、水果、动物为主要原料的食品102种,有茶点饮料、糕饼羹菜、粥饭果品等,林洪总结了这些食品的名称、用料、烹制方法和一些食品的使用功效,言及食用可以用来保健治病,兼具了艺术性和实用性。

而在这个时期的日本,丹波康赖(祖上为东汉灵帝,其家入籍日本)编纂的综合性著作《医心方》中保存了大量的食疗本草和食疗处方,其中收录了很多中国已经亡佚了的食疗古方。

到了元代,宫廷中的饮膳太医忽思慧写的《饮膳正要》是一部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食疗类专著,其中附图168种,将饮食宜忌、食物性味等食疗方法加以总结,以达到取其性味补益,食之免于致疾的效果,本书中所采用的原料和饮膳大多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特色,如回回豆子、八担仁、必思答、八儿不汤、鸡头粉馄饨等,可以看出很多都出自蒙古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流传的饮食习惯。

如果说《饮膳正要》是给元代的统治阶级写的食疗专著的话,那么吴瑞作为一个远离宫闱的医家,他所著成的《日用本草》则是为广大普通百姓服务的,他的书中收录食物540种,分米、谷、果、禽、兽、虫、鱼等八门,大多为百姓平日食用的,十分贴近百姓的正常生活。

到了明代,周王朱橚写的《救荒本草》希望可以“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所以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种植在园中,进行观察,以期获得可靠的资料。在书中作者记载了近300种未经前人收录的药食兼用植物,还记载了一些经过加工处理即可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时借以充饥活命。作者记述了这些植物的产地、形态、生长环境、性味、可食用部位和加工烹调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并配以图片。

而《食物本草》内容十分翔实,其将1679种食物本草分为水、谷、菜、果、鳞、介、蛇虫、禽、兽、味、草、木、火、金、玉石、土等16部,其内容与《本草纲目》多有关联。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每种食物的性味归经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一点在《食物本草》这部专著中有所体现。书中还对全国各地著名泉水654处进行了考察,并介绍了这些泉水的效用。

明代的这一类专著还有王磐的《野菜谱》、周履靖的《茹草编》、宁源的《食鉴本草》等书,都对我国食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代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何克谏的《增补食物本草备考》、尤乘的《食治秘方》、朱本中的《饮食须知》、章杏云的《调疾饮食辨》、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食鉴本草》《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吴汝纪的《每日食物却病考》等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食疗进行了发展。

民国时期对食疗进行研究的著作也有很多,如秦伯未的《饮食指南》、陆观豹的《食用本草学》、朱仁康的《家庭食物疗病法》等。

时至今日,在国人对用药安全越来越重视的情况下,相对安全的食疗方法越来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食疗的应用在过去为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食疗也能在保持健康、治病防病、延长寿命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继续保卫中华民族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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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容成

本文编辑:秀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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